回归后的香港文学新貌

有资料曾说，香港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可对华文文学来说，香港却不是一块肥沃的土壤。那里像伤风一样流行的商风，把华文文学逼到角落里。但自米字旗降五星红旗升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特区政府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理所当然地支持华文文学的发展，使华文文学出现了新气象。

最突出的是今年7月1日至11日，香港特区政府斥资350万港币举办第二届香港文学节。主题为“香港文学多面体”。主讲者除本港资深作家、教授刘以、黄维梁等人外，还邀请了内地、台湾的学者参加。此“文学节”比去年回归前举办的首届文学节内容更为丰富。除香港文学专题研讨会外，有读者和作者会面、交流会、作家专题讲座、写作坊、中小学生文学作品演释比赛，另有文学作品绘画比赛、文学与电影座谈会、文学节电影欣赏等。主办者之所以要举办这些大众化的文学活动，是为了与香江泛滥的黄潮（即“垃圾文学”）争夺读者。香港青少年还喜欢看“公仔书”、日本漫画。如果文学家不出来“竞争”，香港的一些青少年中文水平就会继续下降，以至变为“看图不识字”的“新文盲”了。

首届“文学节”举办得不够成功，听众极少。笔者去年应邀参加主讲，对此深有感受。由于效果不佳，当时不少专栏作者著文认为“文学节”无法与“艺术节”竞争，只举办一次就够了，免得劳民伤财。可特区政府没听这些好心的“劝告”，反而在目前经济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的情况下，比去年多投入100多万港元作为文学节活动经费，不愧为大手笔！主办者深知，“文学节”是使原来有无根之感的作家接续文学母体的一次好机会，也是提高青少年中文水平的一次极好机会，多花点钱也值得。由此可见香港特区政府的远见和魄力。

“文人十个九个穷”，香港也不例外。除写武侠、言情小说的少数作家外，大部分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均囊中羞涩。他们只好把文学当理想，当业余爱好。如果把它当作职业，肯定要饿肚皮。做一名香港作家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潇洒，许多人连自费出书的能力也没有。针对这种情况，香港“艺展局”继续执行对有困难的作家出书和办杂志给予资助的政策。据统计，香港艺展局文学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曾花费4229万元资助约400多本书刊出版，其中有一些作品是尘封几十年后才得到问世的。这些资助出版的作品难免有些质量平平，但里面也有精品。如香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香港文学丛书”，就有收藏价值。以《陶然的中短篇小说选》而论，这是作者移居香港20多年来的创作自选集。作者或写商场风云，或写爱情故事，或写演艺界纷争，无不反映了香港这个社会纷纭复杂的面貌。作者不是新潮小说家，他所塑造的艺术世界，令人感到可信、完整，有相当的艺术深度。

作家东瑞主持的获益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极短篇（小小说）丛书，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像东瑞的《留在记忆里》，不少篇章选取异乎常情的人物和越轨的事件，生动地反映了香港特有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秀实的《某个休士顿女子》，有淡中见厚的内容，有笑中带泪的情节，有让读者出乎意料之外的结局。林萌和吴敬子的作品，多为言情小说，可读性甚强，非常适合生活节奏快的香港读者阅读。

香港“艺术发展局”下设各种功能小组，其中文学艺术小组委员会专门负责文学创作的推动和文学活动的开展。去年底，“艺展局”举办了首届文学奖，其中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获最高“文学成就奖”。这是金庸首次得到香港官方的鼓励。今年文委会人事有变动，上届主席任期已满，传记文学作家胡志伟经过选民直选，荣任委员会主席。胡先生是上海人，移居香港已近20年，他的作风与前两届主席不同，十分重视香港与内地文学交流，他下决心改变以前只重视与外国文化交流的状况，以使香港文学不脱离中国文学母体。其次，他上任后仅今年第二季度，申请资助案剧增近六成，体现了作家创作的丰收和文委会的威信的提升。

在香港作家的努力下及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下，目前，香港文学报刊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景象。除老资格的《香港文学》、《素叶文学》、《香港文学报》、《当代诗坛》等在坚持出刊外，获得艺展局资助的香港作联机关报《香港作家报》已改为《香港作家月刊》，无论是内容还是装帧都有极大的改进。复刊后的《诗双月刊》，出版了北京老诗人牛汉的特辑，让香港读者能了解内地诗人的创作近况。新复刊的香港作协主办的《作家双月刊》，所走的是雅俗共赏的道路，里面有言情小说，也有以内地学者为主执笔的香港文学研究特辑。其中《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一文，提供了不少信息。《纯文学》是停刊30年后才复刊的，它一复刊就注意加强香港和台湾文学交流，保留以往特色。由一所高校主办的《现代中文文学学报》，则是海外唯一的国际双语评审刊物，内容主要是刊登海内外研究中国文学的最新成果，多为国外学者写的英文论文和中文论文。